《誌》作為推廣公民/獨立記者的傳媒,警方的《警察通例》對於傳媒的新「定義」,根本與政府發牌無異。記者的安危值得關注,這種「新定義」使我們往後每一個訪問也如履薄冰。

警方的「新定義」大大提高公民記者/獨立記者採訪的法律風險,記者除了抗爭現場必須負上被控「非法集結」及「遊蕩」等罪名的風險;如果記者欲採訪其他刑事案件如謀殺、爆竊、災害及自殺案件,或是政策流弊,又或觸及「紅線」的貪污舞弊,未被列為政府新聞處許可的記者在採訪過程中,亦要背負著跟抗爭現場等同的被捕風險。

此外,警方及政府的新制度,亦有可能牽起法律爭拗。公民記者在公眾場合採訪得來的資料,呈上法庭的公信力及可信性必然受到官方的強烈質疑,內容或被斷定為「非法」得來,亦可以大條道理質疑其採訪動機,官方一切的抨擊皆影響法官以及判審團的判斷。及後若有「敏感」的報料人向我們報料,公民記者/獨立記者所有採訪都會被視會非法;倘若往後的情況變得更壞,記者將失去保護報料人的權利,因為官方已否定了公民報道當中「公眾利益」的元素。

《誌》作為取得報刊(發行人 )牌照的傳媒之一,在法庭我們有幸獲批准坐記者席,但在庭外採訪(例如扑咪/追囚車)卻被今日的政府視為「非法」,這是非常荒謬的現象。再者,過去我們亦曾報道防暴警用催淚彈槍指區議員胸口,PPRB亦就我們的提問作出回覆。現今我們成為政府眼中「非法」的媒體,警方及政府各部門是否可以迴避我們所有的質詢?

政府領頭削弱新傳媒、區報以及公民記者的公權力,在威權時代,小小的新媒體沒有「接受」或「不接受」的選擇權利,亦從來沒有能力跟政府洽談,亦從沒有被諮詢。

過去一年,我們辛苦經營,爭取成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(GNMIS)的傳媒之一。新聞處職員回覆我們,有報刊牌照只是拿了入場資格,申請的最低門檻是該媒體一周至少要發布五篇報道,職員還說要「視乎報道版面及內容是什麼,其內容是否公眾關注政府有關的政策」,新聞官又舉例說「例如外國知名的《路透社》,就是真真正正做新聞的機構。」《誌》是一個以專題為主的媒體,發布篇數及頻率是就著專題性質及時效而定。政府所謂的「最低門檻」(一周五篇報道),是迫使我們疲於奔命做農場新聞,每天改圖,「餵飼」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之餘,還要滿足政府的「最低門檻」。

《誌》人手短缺,資金緊絀,記者應付多個專題也要兼顧行政事務,我們實在無能力達到政府申請的「最低要求」,因為我們只是獨立運作的新媒體,人手上根本不能媲美大傳媒,是否因為細規模,我們就不能被正名為「合法媒體」?在這個時代我們被迫做了「非主流媒體」,也成為政府眼中的「非法傳媒」,但在一個建全的社會,報道真相本應無罪,採訪報道應該免於恐懼。

新聞及言論自由是建基於記者採訪及發布權利,官方的傳媒新定義實行之後,最大的損失始終是公眾,我們七百萬人這一天失去的是新聞自由。香港的言論自由淪落至此,香港人可以做的是,就是不要摒我們於門外,繼續支持我們,閱讀我們一班公民/獨立記者冒上被捕風險,辛苦記錄的 #香港誌。 在此,亦希望香港人多思考在公民社會,一個普通公民如何保護我們報道的權利,以及深思新媒體在香港的重要性及角色。

誌傳媒有限公司 主編關震海 22/9/2020


日本政府宣布緊急時態之後,超市仍然人頭湧湧。

在東京經過超市,看到千葉縣新鮮的蘿蔔整整齊齊地在果藍一字排開,未放入購物車,那種鮮味已傳到大腦。嚴冬中,在麪豉湯放數塊切片蘿蔔,鮮味濃郁,是冬天保溫必備。

在日本回來香港後,我特別喜歡食新鮮蔬菜,我的味蕾開始出現「問題」,一家人在圓桌上我成了怪胎。

「菜心無菜心味!」

「通菜無通菜味!」

「蘿蔔又無蘿蔔味!」

跟家人食飯,談到蔬菜的鮮味,當我直言「啲菜唔新鮮」,縱使說出的是事實,但有時也會出現小磨擦,這可能就是世代之分。家人總說香港的蔬菜由內地輸入,不新鮮也沒法子,難道香港人不食菜?對此我感到氣餒,明明我小時候食的菜還有鮮味,怎麼香港的人味蕾不自覺漸漸失去鮮味的觸覺,還要香港人接受不新鮮的菜。再講,我在外地生活已漸漸形成一種價值,食新鮮蔬菜是人類的必有權利。每次在香港買餸,看到不鮮的蔬菜,沮喪感油然而生,特別替香港悲哀,怎麼香港下一代就要千里迢迢進口蔬菜,違反就近而食的自然定律。

一家男人多,話題少,蘿蔔糕是我們新年聚守一堂的話題。一家五口,除了父親,新年各有分工,三兄弟在大廳努力磨蘿蔔,我們鬥快磨好,在年初一前爭做「好幫工」,母親廚房忙切蠟腸,浸冬菇,滿頭大汗。蘿蔔的軟硬、水份多少,三兄弟磨蘿蔔過程中可以感受到,我們好快跑到廚房跟母親「報串」,告訴她今年蘿蔔靚唔靚,如果蘿蔔唔靚,蘿蔔糕蒸得不好吃,那錯不在母親的手勢了,也讓母親不要太在意自己的「成績」,因為她可能會因為年初一的蘿蔔糕失敗了,找不到原因,會蒸到年初七。

無論蘿蔔鮮不鮮,冬菇在哪裡賣,母親是否加多了鹽,也是新年桌上的熱門話題。今日兄弟都成家立室,不再聚守一堂磨蘿蔔,姪女快高過爸爸了,今年疫情大家又不能聚守一堂。蘿蔔鮮唔鮮,水份多不多,可能在香港已成為陌生的話題。

這幾年間,縱使一家不能聚守,蘿蔔水少不硬也不鮮,新年我們已很少將蘿蔔放在桌上討論,再談下去,又會是本土/內地的爭論。母親總覺得新年每個兄弟都分到一底蘿蔔糕,就是一家團聚。人在外地,我有一個奢望,如果用香港種植的蘿蔔蒸一底蘿蔔糕,寄到我外地的家,那我就可以記住香港土地的氣味。

泥土氣味在,家在。

願平安歸香港。

「香港蘿蔔」 #誌Mall 有售

https://hkfeature.com/hkrobert

#1月26日(周二)截單


《夜更》劇照 男主角蔡志強在戲外當時是一名的士司機。


1994年的《超級大國民》獲金馬奬多項提名,2020年在香港看1994年的台灣,是半面的鏡子。1996年 發行以「二條一」死刑手勢作為宣傳海報封面。

剛過去的周末,社區院線言志區一連兩晚放映萬仁的《超級大國民》。1994年的《超級大國民》是萬仁導演《超級市民》、《超級公民》之後的第三部曲,那段時間正是台灣大解放的大時代。

萬仁身兼美術指導,在《超級大國民》訴說台灣抗爭者近半世紀追求民主悔恨,混雜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悲哀。故事中,六十年代因讀書會而入獄十六年的老師許毅生,出獄後不願面對台灣的新社會,寧願在療養院避世十多年,怎料窩在洞裡的時空,門外的世界頃刻變天,民主一下子來了。許毅生在1994年回到女兒的家生活,他逐一找回當年一起在綠島坐牢的「同學」(同學即今日「手足」之意)聚舊,當日台警動刀動槍拘捕的學弟學妹,有些只是第一次參加便坐牢數年至十年,而許毅生本是無期徒刑。

在嚴刑迫供下,許毅生供出策劃讀書會的陳老師,許毅生無法面對自己,步入暮年,他決定四處找有關的人。經過四十年戒嚴的白色恐怖年代,當日有朝氣勃勃的「同學」被迫瘋;亦有點兒眷戀日本成長年代的「同學」出獄拿起色士風吹起日本歌,口中亦夾雜日文,戒嚴之後他的工作只淪為錄音機旁的「按掣員」,還要依仗國民黨的鼻息。

1945年代表過日本參軍的許毅生活在1994年眼前的一切,似活在另一個「新台灣」。他甚至尋回當日抓他的國民黨「黑警」,難得跟「黑警」放下恩仇同枱互斟,「黑警」笑他:當日你們看的書,今日都在書局可以賣了。被冠上「思想犯」的污名,好像歷史在嘲笑許毅生。許走上大街,每個周末公民都勇於抗爭,不論老少、農民、知識份子走上街頭向警察扔石頭反核反壓搾農民,一腔熱血,許對照自己的罪名,他當年只是看了一些政權不准閱讀的書,在台北之城,十六年冤獄誰來問?


花了一小時三十分看畢《暗夜星辰》,我並沒有打爆電話。平心而論,紀錄片總是作者觀,不能批評他刪少減多,主次不分,無因無果。用一個新聞角度去看《暗夜星辰》,絕對有新聞價值。名人回憶錄或官方記事,一定刪走他不願意提的東西,「一字不提」的部分就一定是重要的歷史部分。這是我對歷史的理解。

政權第一身寫歷史時,那些不提的部分,正正就是他的弱點。

例如司徒華臨終前被問到1989年6月7日停止三罷、旺角騷動的事,才用了一段去解釋。又例如英殖民年代的官方紀錄片,1967年左派暴動期間,九龍城裁判法院在審判期間,有犯人在犯人欄突然死亡,懷疑在黃大仙警署被毆打至死,這些事英政府也是一字不提。

官方寫歷史的人,不提的事,在公關上難免做過內部風險評估,其風險可以基於不同的考慮。一,是有機會被歷史反咬的,一旦民間供出其他有力的證據推翻他撰寫的版本,《暗夜星辰》便會前功盡廢。二,內部高層認為是太多不能反駁的事,以及有高層牽涉其中,索性點滴不提,刪掉關鍵事件就算。三,內部還有認真調查事件,但這個可能性十分低。

《暗夜星辰》刪減的大事有:

1.六一二先開橡膠子彈、布袋彈

2.七二一元朗白衣恐襲

3.十一月十二日中大事件

4.十一月十一日 西灣河開槍事件

從影片看出,露臉的大Sir,處處展出關懷,「社工上身」的關懷被捕年輕人:「你知不知道什麼是革命?他答不出。」在鏡頭前,警員表示心痛,展現人性化的一面。影片中更將內部訓示的Upsound生硬放進去: 「我們只是執法,無政治嘅」,十足現實版《飛虎》,但篇幅上只側重PTU,奇怪的是將一位蒙面的速龍放在片頭。我在前線觀察,在整場運動較為克制的只有PTU,所以蒙面滿口髒話的防暴警很難進入《暗夜星辰》的畫面洗白歷史,因為防暴警會跟市民對罵、濫捕、甚至開槍,這是鐵一般的事實。

在種種的選材,也避不過一些不能提起的事件。

七二一,隻字不提,明顯警方知理虧,很難說服外人七二一警方在元朗有果斷執法,配上英文字幕的《暗夜星辰》,給國際看只會貽笑大方。十一月十二日晚上防暴警確是進入二號橋範圍以外,踏入中大範圍,向校園、校長及高層發射多枚催淚彈,在國際上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。如果播出中大的保衛戰,是宣示野蠻行為的合法性,侮辱整個城市的文明,西方國家絕不會同意這個視野。

較為替《暗夜星辰》不值的是有兩個位。第一,Bite太著意貶低醫療系統的專業,香港醫療專業是世界認可,一下子單憑警員第一身說「這個醫生不專業」,未免太著跡,亦太危險。畢竟社會出現無警時份未必會死人,但無醫時份就一定令很多人自然死,「揀Bite」上明顯進取,亦表現出充滿情緒。第二,有大Sir說六個政府部門都否認八三一太子站沒有死人,市民都不相信,在西方世界只會覺得「這個政府已經完全沒有公信力」,然後問點解?《暗夜星辰》剪得最差是八三一事件,就算是剪頭剪尾也是不合格的。

縱觀來說,警察受傷,節日不能回家也是事實;但六一二先開槍,七二一無警時份,八三一入車站打人亦是事實。港警比以前聰明,比Netflix更早播出他用自己角度撰寫的「歷史」,始終還是差少少。

有Jump Shot,條聲未得,明顯好趕放在YouTube。

資訊戰,現在才剛剛開始。香港人,Are You Ready?


我在2019年2月脫離主流媒體,7月成立《誌》。大家對我的「出走」感好奇:一個獨立記者如何維生?香港是一個如此獨特的地方,一個主播脫離新聞界,大眾不會問他如何生存。當一個做專題獨立記者往外闖,大家都會有所疑問:內容是否真的有價?

《誌》的創辦之初,荊棘滿途,巧遇反修列事件,我們顧得現場,又寫不了稿。去年我跟兩位年輕記者租了一個50呎的斗室作為「奮鬥室」,去年總算捱得過。今年年初在旺角西洋菜南街租了店舖,作為媒體的空間,開始時的確經營困難。

我堅持不做「非牟利」的媒體,並不是想賺大錢,這基於我相信持之以久的媒體要有經營模式,甚至每個專題也應該有它獨有的經營模式,而且未來的新聞難免國際化,香港新聞必須在亞洲盡快找到它的位置。

這個堅持不知對錯,總之年輕記者未來的路,我深信如此。

《誌》快將付梓的第一本著作《香港大道》究竟是什麼?一切由6.12講起。經過6.12的苦戰之後,我立即找在《明周》曾經合作的插畫師 Daniel Lau傾:「Daniel,612真的好值得記錄,那一天太特別,是香港的轉捩點。」6.12的特色是參與者的組成如此多樣化,無大台,年輕人堅決不佔領。看到香港人冒死衝入去立法會那一刻,我覺得香港已經改變了,以前的抗爭模式已成歷史。

原先只計劃訪問10個人,在「反修例」的主軸下總結「修例」的事,然後出書作為《誌》的第一炮。沒料到怒火撚燒下去,我和兩位同事追訪的受訪者不斷加碼,每周末在現場拍攝,又要處理影片,又要約受訪者不斷更新他們在這條「香港大道」的情緒變化,也要同時更新國際變化,抗爭轉變等。這場龐大的抗爭運動,的確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新聞考驗。

記者關震海

《誌》創辧人、《旺角有大誌》主編。前明周文化數碼內容執行編輯、《蘋果日報》記者。亂世中寫作,寫寫日本、電影、時評和採訪後感。三十有六,有一種大叔的自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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