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誌》作為推廣公民/獨立記者的傳媒,警方的《警察通例》對於傳媒的新「定義」,根本與政府發牌無異。記者的安危值得關注,這種「新定義」使我們往後每一個訪問也如履薄冰。

警方的「新定義」大大提高公民記者/獨立記者採訪的法律風險,記者除了抗爭現場必須負上被控「非法集結」及「遊蕩」等罪名的風險;如果記者欲採訪其他刑事案件如謀殺、爆竊、災害及自殺案件,或是政策流弊,又或觸及「紅線」的貪污舞弊,未被列為政府新聞處許可的記者在採訪過程中,亦要背負著跟抗爭現場等同的被捕風險。

此外,警方及政府的新制度,亦有可能牽起法律爭拗。公民記者在公眾場合採訪得來的資料,呈上法庭的公信力及可信性必然受到官方的強烈質疑,內容或被斷定為「非法」得來,亦可以大條道理質疑其採訪動機,官方一切的抨擊皆影響法官以及判審團的判斷。及後若有「敏感」的報料人向我們報料,公民記者/獨立記者所有採訪都會被視會非法;倘若往後的情況變得更壞,記者將失去保護報料人的權利,因為官方已否定了公民報道當中「公眾利益」的元素。

《誌》作為取得報刊(發行人 )牌照的傳媒之一,在法庭我們有幸獲批准坐記者席,但在庭外採訪(例如扑咪/追囚車)卻被今日的政府視為「非法」,這是非常荒謬的現象。再者,過去我們亦曾報道防暴警用催淚彈槍指區議員胸口,PPRB亦就我們的提問作出回覆。現今我們成為政府眼中「非法」的媒體,警方及政府各部門是否可以迴避我們所有的質詢?

政府領頭削弱新傳媒、區報以及公民記者的公權力,在威權時代,小小的新媒體沒有「接受」或「不接受」的選擇權利,亦從來沒有能力跟政府洽談,亦從沒有被諮詢。

過去一年,我們辛苦經營,爭取成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(GNMIS)的傳媒之一。新聞處職員回覆我們,有報刊牌照只是拿了入場資格,申請的最低門檻是該媒體一周至少要發布五篇報道,職員還說要「視乎報道版面及內容是什麼,其內容是否公眾關注政府有關的政策」,新聞官又舉例說「例如外國知名的《路透社》,就是真真正正做新聞的機構。」《誌》是一個以專題為主的媒體,發布篇數及頻率是就著專題性質及時效而定。政府所謂的「最低門檻」(一周五篇報道),是迫使我們疲於奔命做農場新聞,每天改圖,「餵飼」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之餘,還要滿足政府的「最低門檻」。

《誌》人手短缺,資金緊絀,記者應付多個專題也要兼顧行政事務,我們實在無能力達到政府申請的「最低要求」,因為我們只是獨立運作的新媒體,人手上根本不能媲美大傳媒,是否因為細規模,我們就不能被正名為「合法媒體」?在這個時代我們被迫做了「非主流媒體」,也成為政府眼中的「非法傳媒」,但在一個建全的社會,報道真相本應無罪,採訪報道應該免於恐懼。

新聞及言論自由是建基於記者採訪及發布權利,官方的傳媒新定義實行之後,最大的損失始終是公眾,我們七百萬人這一天失去的是新聞自由。香港的言論自由淪落至此,香港人可以做的是,就是不要摒我們於門外,繼續支持我們,閱讀我們一班公民/獨立記者冒上被捕風險,辛苦記錄的 #香港誌。 在此,亦希望香港人多思考在公民社會,一個普通公民如何保護我們報道的權利,以及深思新媒體在香港的重要性及角色。

誌傳媒有限公司 主編關震海 22/9/20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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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倍之死 日式維穩

【在漩渦裡呼喊的人 — 阿古智子】https://ly.hkfture.com/vmluk

7月8日山上徹也刺殺安倍晉三之後,身在日本的我仍需要有點時間,去消化這兩星期發生的事,畢竟事情發展的速度比電影更緊湊。

阿古智子說她對言論自由的啟蒙在中國。

保守派稱要追隨安倍晉三的遺志,岸田文雄決定秋天國葬安倍晉三,前防衛大臣組團訪台灣⋯⋯,期間岸田文雄宣布重啟9個核電廠,國民一時間不知如何回應這些改變。

無論如何,訴諸暴力引起各界關注,是不能接受的。安倍之死,保守派抬頭是難以避免的事,往後加強警力與以倍計增加軍費是可看到的將來。這慘劇教每一個身在日本的人反思,社會病得不輕,「無差別傷人」事件幾乎每月上演,新聞紙上每一角每一段的文字,既驚險又血腥。在這個社會,還有沒有足夠的渠道去解決問題?網絡是一個不容易討論的空間,我也藉着這篇專訪,簡短總結感受。

日式維穩

日本這個地方確是存在一種無形的壓力,令你很難討論歷史和政治(其實樣樣嘢都涉及政治)。半個世紀以來,「和平」已成為日本的宗教,在社會無限演繹成「唔講就和平」,最好的方法就是遠離政治。

2021年我替香港國際電影節做翻譯,有幸替導演原一男做現場翻譯,當年播他的新作

《令和新選組》(日名:令和一揆)。「一揆」是指推翻政權的那種「暴亂」,在日本是十分大膽的用詞,來到香港名字被改了,原一男「哈哈」大笑說理解香港發生什麼事,他沒有放上心。

我問他,你動輒花10年拍攝一個題目,為何今次拍參議院選舉,數個月便完成?原一男說,因為新成立的「れいわ新選組」參選人所說的議題,全都是日本的タブー(禁忌),他的作品就是要拍日本的 タブー,拍完「れいわ新選組」的拉票活動,就像一本日本禁忌全集。

日本的禁忌頗多,二次戰爭、日本冤案、七十年代社會運動、真理教⋯⋯。情況就如阿古智子所說,在日本「站起來說話」是不容易,國民自己維穩。

這種壓力真的居住在日本的人真心領會⋯⋯。

日媒被飽受批評

無疑,日本紙媒的銷量在走下坡,他們的影響力也漸漸下坡。今次不得不稱讚記者的努力。

安倍被刺殺的首兩天,大部分電視台、報紙也沒有公開「統一教」的名字。網絡出現一股強大的民眾聲音:為何不公開「統一教」的名字?電視台急起直追,追查「統一教」與自民黨的關係。

「今天「統一教」回應說在XXX之前沒有民事訴訟或投訴⋯⋯

這與我們早前追查很有大出入」 — 某電視台在第4天報道。

蠢笨如我也恍如大悟:原來記者一早在查的,為何你們不早早報道出來!我相信寫VO講稿的撰稿員有心將「早前追查」的文字加入去,因為不報道是媒體的錯,錯的不是落力追查真相的每一位記者。

「統一教」的記招只招待主流媒體,記者覺悟到:這是不對的,應該讓獨立網媒、獨立記者進來問清楚呀。大台記者有這樣的警覺,是一種進步。

我曾問日本記者:為何不公開宗教的名字?倘若「統一教」太早報道與安倍的關係,這豈不是帶出一個錯誤的訊息:他應該被殺,用暴力解決問題是不對的呀。可是,做傳媒的理想,是凡涉及公眾利益的事情,應該是知多少就報多少資料,報道的時間可以商討。日本記者由一開始就沒有停步去追查,一再考證,這點是我們要學習的東西。

老人在決定新一代的將來

當大家以為安倍之死會谷起投票率,怎料仍然低開52.16%,比上屆僅高3.36%。安倍的慘劇看來沒有激起年輕人出來投票。日本的年輕人是「真躺平」,他們一般對政治不感興趣,也對國際新聞提不起勁。

在日本也有人關心同志平權、國際人權問題,他們的維繫力很強,一個小組一個組去做,但人數很少。如果今屆政府真的追隨安倍修憲遺願,有可能出現一次公投,那時可以測試到新一代「躺平」的程度,而日本民主制度也將受到考驗。始終,在人口上戰後嬰兒潮仍是大多數,公投對年輕人是否公平?

日本真係好靚

在這十多年,看着日本轉變,特別是311東北大地震後,他們(我們)對生命的看法改變了,應該多愛惜身邊每一個人,關心社區,做自己喜歡的事。我不相信保守主義會在民間漸漸復興起來,這裡的公民社會不斷進步,從前很少人關心近親性侵的案件,現在有人關心,有人討論,甚至要求政府改法例。也有一大堆人關心國際人權問題,也認同日本的難民政策是不人道。

可是,決定政策的,還是當權者。

香港和日本一樣,真係好撚靚,政府走哪條路,我們能力有限,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說說真話,做好當前的事,愛惜身邊的事,在可容許的空間好好討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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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確診過千宗,香港公立醫院嘅病床就會去到臨界點」,兩年前的醫護大罷工,一些人口中的「黑醫黑護」曾作出上述的結論,不知對外說了多少遍,他們一早預言一旦社區爆發,公院是不勝負荷。更重要的是,沒後備方案。 2022年2月9日,兩年後的今天,單日的確診數字終於過千!《明報》報道「公立醫院隔離病房及病牀使用率已達九成,本報統計截至昨傍晚6時,最少212名病人尚待送院,有人更等了7日仍未被隔離,醫管局承認部分病人或須等數日才入院,情况不理想。」事隔兩年終於爆煲,看到這則新聞,真的怒髮衝冠。 有餘閒去抹黑「與病毒共存」五個字,批評其他抗疫的模式。疫情邁向第三年,為何不能正視一旦「過千」,香港醫療系統將崩潰的事實呢。是香港人口兩倍的東京每日確診數字近2萬,以香港的人口比率去計算,今日東京的情況,就是香港每天1萬人確診。2月至今,病床的佔有率依然是徘徊於50%,為何東京都可以做到,香港做不到? 「與病毒共存」這五個字,並不是放軟手腳躺平抗疫,是盡量維持日常生活,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每一波的變種病毒,大前提是不能讓醫療系統崩潰下去!去年東京奧運普天同慶的同時,東京市民每天為醫院缺病床的事而焦急,有確診的孕婦在家等候命危,其他非新冠病毒的患者得不到照顧,看得東京人紅了眼。市民天天盯着確診數字之餘,最關心的是醫院系統,就是病床的使用率。東京痛定思痛,將PCR檢測的工作分級地區診所,增加外展新冠病毒的醫療隊,上門治療輕症的患者,到今天分流不算最理想,總算開展了在家療養的道路。時至今天,東京的政府還是罵得狗血淋頭,但公眾對病毒多了一份了解,政府對數字多了分析,不會在輕易封城。這些,都是與病毒共存的措施。

確診過千 病牀使用率達九成! 這兩年除了599G限聚 他們做了什麼?
確診過千 病牀使用率達九成! 這兩年除了599G限聚 他們做了什麼?

「確診過千宗,香港公立醫院嘅病床就會去到臨界點」,兩年前的醫護大罷工,一些人口中的「黑醫黑護」曾作出上述的結論,不知對外說了多少遍,他們一早預言一旦社區爆發,公院是不勝負荷。更重要的是,沒後備方案。

2022年2月9日,兩年後的今天,單日的確診數字終於過千!《明報》報道「公立醫院隔離病房及病牀使用率已達九成,本報統計截至昨傍晚6時,最少212名病人尚待送院,有人更等了7日仍未被隔離,醫管局承認部分病人或須等數日才入院,情况不理想。」事隔兩年終於爆煲,看到這則新聞,真的怒髮衝冠。

旺角2月9日早上大批市民排隊疫測。(相片來源 《旺角有大誌》)

有餘閒去抹黑「與病毒共存」五個字,批評其他抗疫的模式。疫情邁向第三年,為何不能正視一旦「過千」,香港醫療系統將崩潰的事實呢。是香港人口兩倍的東京每日確診數字近2萬,以香港的人口比率去計算,今日東京的情況,就是香港每天1萬人確診。2月至今,病床的佔有率依然是徘徊於50%,為何東京都可以做到,香港做不到?

「與病毒共存」這五個字,並不是放軟手腳躺平抗疫,是盡量維持日常生活,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每一波的變種病毒,大前提是不能讓醫療系統崩潰下去!去年東京奧運普天同慶的同時,東京市民每天為醫院缺病床的事而焦急,有確診的孕婦在家等候命危,其他非新冠病毒的患者得不到照顧,看得東京人紅了眼。市民天天盯着確診數字之餘,最關心的是醫院系統,就是病床的使用率。東京痛定思痛,將PCR檢測的工作分級地區診所,增加外展新冠病毒的醫療隊,上門治療輕症的患者,到今天分流不算最理想,總算開展了在家療養的道路。時至今天,東京的政府還是罵得狗血淋頭,但公眾對病毒多了一份了解,政府對數字多了分析,不會在輕易封城。這些,都是與病毒共存的措施。

如果將東京跟香港的抗疫措施對比,曾經大染疫的東京上了一課。

比方說,為何不輕易作出「緊急事態宣言」這種近乎封城的舉措?去年東京大半年活在封城的狀態,政府從涉谷、新宿等地設置的閉路電視觀察到,人流並沒有減少,就算禁止賣酒,封埋車站的吸煙區,還是一街酒客、年輕人聚首吹水,最後要出動警察驅趕,那對整個城市有什麼得着?封城不代表能減少人流聚集,相反,高的確診數字即時令市民少出街,而最有效減少城市人出街就是work from home,2020年已證明了這一點,但香港的專家今日才「建議」企業推行在家工作,更用行政手段命令市民落樓排隊檢測,造成另一種人潮,此是為不科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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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n 28

位於太子的香港保護兒童會童樂居爆發嚴重的虐待幼兒事件,最近完成獨立調查報告,詳細披露會方人員「持續地」對幼兒作作粗暴行為。幼兒工作員用腿踢移動幼兒,揪起兒童的耳朵,掌摑等等,事件有35名幼兒受害。涉事時童樂居 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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尋找(不准) 外露的歷史尾巴
尋找(不准) 外露的歷史尾巴

「管理層」最近入了一系列舊Breakaine,困惑之時,好自然拾起2014年一期「殤痕 歷史仍在流血」,尋求答案。

書中簡單三個專題故事 — 赤柬的三年零八個月、台灣228和香港64,國內屠殺 「殤痕」一個比一個沉重,鎮壓戒嚴沒有治癒傷痛,適得其反,撕裂更深。翻到最後的「香港64」,在2014的時空,香港人心中的8964,新世代還欠了一道橋通往天安門。

當時之鋒揶揄支聯會辦「六四體驗營」:「要體驗,怎麼不直接做真正的學生運動呢?」。小子當年鏗鏘有力,有聲有畫,往後的7年,他真的講到做到。今日跟他的感通,只能在FB看他在牆內的分享。之鋒說,每天聽電台努力抄寫廣東歌,他還選了最喜歡的十大廣東歌,這十首歌就我們同喜同悲的感通⋯⋯。寫信、寄書、聽電台,這些都是香港人的「新體驗」。

有說香港97回歸前三大歷史傷痕,1967暴動、1984年沒有一個香港人參與的中英聯合聲明和1989年一場借來的社運。當中釀成最大傷亡的一次六七暴動,造成至少52人死亡,當中11名警員、一名英軍拆彈專題及一名消防員身亡。在暴動的十個月,有1936人被檢控,當中判刑最重是暴動罪罪成入獄兩年。其傷亡數字跟台灣228不能相比,台灣2萬名知識份子不知所蹤,失蹤人數高達18000至28000人。

令人難以想像是台灣由1947至1987年戒嚴的四十年期間,禁絕社會提及任何228年歷史,這條「紅線」絕不讓步,連被捕者的名單也要靠地下流傳,再經民間口耳相傳確認名字。在這個時代環境,他們是如何承傳歷史?

在70年代成立「台灣政治犯救援會(台湾の政治犯を救う会)」的三宅清子今年向傳媒承認,60至70年代她在台灣任日語教師之時,一次受台灣朋友所託,朋友用報紙裹着一份寫上250名政治犯的名單。只是一張紙的存在,她也怕國民黨會發現,於是她將每個政治犯的名字抄寫在另一張紙,然後將名單交予可信賴的外交官保存。她花了數年時間「用自己的方法」記錄政治犯的名字,受過的拷刑,被槍決的名單等。1976年回國後成立「台灣政治犯救援會」,要求日本政府介入,釋放台灣政治犯。2021年的三宅清子小姐已年華老去,封塵近半個世紀的事,今日才公諸於世。

在海外漸漸出去出土的史實,令我們更了解國民黨用武力鎮壓歷史真相四十年,為何今日仍然可以憑藉碎片砌出當日的面貌。縱使如何努力拼湊,40年的歷史禁忌不言不語,總有遺失。侯孝賢曾在訪問憶述《悲情城市》是1987年戒嚴前構思的作品,原本是一個基隆港的黑幫故事,1987年解嚴後他跟吳念真改變故事的方向,以重組二二八的脈絡,九份成了故事的舞台。戒嚴之後,編劇吳念真立即到實地做口述歷史,但只能拍出點滴,侯孝賢說228年很多記載不是遺失,就是已消失了。侯孝賢坦言,電影成功最大的感受是 — (228事件)終於可以說了!

重讀 「殤痕」這一期,主編山地說,2014年的六四25周年,香港人不知該有什麼可以說。這種感覺,身同感受,每年的六四專題,筆者在香港也有種不知如何書寫下去的感覺。現在不一樣了,血和淚在香港建了一條地下隧道,帶我們通往歷史每一處。歷史是一個循環,總有「終於可以說了」的時刻,但我們要有三宅清子這種人,我們未來才可以相認。

血仍在淌,2022年盡情難過,心境豐足。

新年快樂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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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跟對方交流, 是一個聲音留言、一個短訊,或只是一個電郵,現在最常見是視像Meeting吧。疫情在改變全世界相遇的方式,我在想,告別一個「空間」,我會失去了怎麼樣的相遇?

我們在告別很多偶遇的機會。

在旺角開一個「空間」,記者感費解,你Target 啲咩客?記者又可以Target 啲咩客?經過十多年傳媒洗禮,度過好多仆街嘅橋,呃過好多讀者Click入去追看文章。我有點累,偶然想純粹一些,讓記者辦一些活動,在這裡發生更多的偶遇。

在這個空間,在旺角,確實有過的很多偶遇。

去年三月,疫情突然殺到,打消了言志區原訂計劃。為了交租,曾經租給黃罩做取貨點,替黃罩廠看舖的同事閱讀我們一張《旺角有大誌》(是佔旺五周年的專題),他說「當年佔旺第一輛停在亞皆老街的貨車是我呀」,我反過來問我為何不訪問他,我說「在這一天之前,我好似不認識你,大哥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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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係湛江一係台中 人到關口迷失時

「你依家只有兩條路,一係上大陸,一係去台灣。呢個係你人生關口,一係花開富貴,一係冚家富貴。過咗呢關,你個樣都會唔同呀」

「去邊條路都無問題,最主要睇你自己,你氣色亂到咁,你自己都唔知想點⋯⋯,富貴閉翳就睇你搵唔搵到自己喇。」

殯儀館賣花圈的黑社會黃阿狗在被游說到大陸、台灣幹一番事業之前,睇相佬向他贈言。這贈言應該是導演韋家輝在1997年想說的話。

香港冇喇

「香港已經冇喇」,一定要走。韋家輝在「冇喇」的前設上為1997年香港設想了兩條路,一是上湛江搶共產黨的錢,另一條路去台中收兩家茶禮。韋家輝在他的第二齣電影,延續電視劇的宿命論。香港地,未來決定現在,港仔宿命關口,大環境改變不到,自己還是可以主宰自己「小命運」,Too Many Ways To Be №1(英文片名)。

去到大陸如果不是阿狗(劉青雲)「做黑社會連車都唔識揸」,去到台中如果不是阿貓(吳鎮宇)連「幹大事」的地址都忘了,身上無錢突然轉做扑頭黨,隨機找個阿嬸扑頭,他們這班「世紀拍檔」可能大放異彩。

電影公司用「荒誕江湖片」包裝宣傳這套1997年的作品,它的「荒誕」,其實是韋家輝在不同作品中描繪的「迷失」。同一個人,同一個性格,同一條路,同一句說話「人善人欺天不欺」,主宰着自己的去向,還是自己。可是,當我們出現存在危機,糊裡糊塗又走上另一條路。

時也;命也;運也?韋家輝在宿命的框框下描繪的角色「連自己都唔知想點⋯⋯」,幾個人湊埋一起依然是「煮到埋嚟就食」,「7.1K」的揼骨錢付不起,不如反過來去劫;去到大陸欠人家一輛車,不如轉過來劫解款車,搶共產黨的錢。去到台中,一樣是為生存隨風擺,幹了一個字頭,仍是一頭冒水。

行咗先算

《一個字頭的誕生》是三五成群的荒誕鬧劇,角色中有一個共同信念 — 「李小龍都係32歲成」。他們面臨一個不可以扭轉的「關口」,與其在殯儀館為一班契弟賣花牌,不如好好地幹一舖,縱使不知做什麼?「關口」已到,keep moving 行咗先算,是戲中港人的共識。

無論哪一條路,韋家輝在「香港」這班人跟外地的「他者」的死亡處理值得一提。行動發起人大寶去湛江之前被自己人輾完又輾,最後灶底藏屍;坐大飛偷渡湛江,一個同伴掉了落海,僅用兩秒Wide Shot交待,冷待無情得令人汗顏。自己人利字當頭,可以如此無情,去到台中大哥在草原亂開槍誤中阿狗阿貓,圍毆起來,Wide Shot 漏出一個國語「大哥說不能開槍」。不用槍是可以,但交一定打一次。一場群毆戲看到編劇的心思,香港人的「他者」心中還有「人」,迷失的香港人心裡還有沒有香港「人」,這是97回歸時編劇們的心情。

特別要讚嘆攝影師黃永恒的大胆作風,這位處理(1986)《英雄本色》的攝影師,在97年大玩廣角鏡,手提拍攝。我看這電影大約15至18歲,對於這拍攝手法感新鮮。現在看回這戲,覺得1997年有這「實驗式」拍攝手法太棒,桌上每張渾噩眾生相,一鏡到底,倒轉畫面,唔知做乜。

啱喇,司徒錦源、韋家輝、黃永恒就係想講1997年香港的感覺:你知唔知自己做乜架!?

寫於2021年11月8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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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『存在危機』不再是年輕時代生命情調的感性問題,不是存在主義的理論問題,而是我們每一個香港人現時面對的嚴肅問題」 — 《我城存歿》 張燦輝是前中大的哲學教授,過往傳媒經常找他說生死哲學,今次他在書中只是略談生死哲學,以半散文方式透露自己對香港的看法。張從憶述哲學恩師勞思光的風骨,以及唐君毅先來香港創辦中文大學之事,從而比較兩代走難潮,香港人跟他們有異同之處?張意識到過去的香港神話已粉碎,香港的自由的基礎在哪裡?今日法治還可相信嗎? 閱《我城存歿》,筆者的哲學見解,實在當頭捧喝。「流亡」的定義是什麼?為逃避極權政府而離開我城,這種肉體上的逃難,是不是唯一的「流亡」?張燦輝告訴我們,事實並非如此。在哲學上當我們思考到當今擁有的價值一一消失,有這種對消失的自覺,無論我們身處何方,也可以說是流亡者。 書中提及唐君毅先生一輩來香港,沒有身份認同的問題,他們轉移到香港是因為「醒覺」,「醒覺」中國文化被謀殺了。唐君毅認為中國文化最美好的東西要化作自我意識,是以「靈根自植」,縱使花果飄零,唐君毅一輩是沒有迷失的,因為他好清楚 — 他是中國人,中國文化是他們的依歸。

張燦輝《我城存歿》 :存在危機是我們每一個香港人現時面對的嚴肅問題
張燦輝《我城存歿》 :存在危機是我們每一個香港人現時面對的嚴肅問題

「『存在危機』不再是年輕時代生命情調的感性問題,不是存在主義的理論問題,而是我們每一個香港人現時面對的嚴肅問題」 — 《我城存歿》

張燦輝是前中大的哲學教授,過往傳媒經常找他說生死哲學,今次他在書中只是略談生死哲學,以半散文方式透露自己對香港的看法。張從憶述哲學恩師勞思光的風骨,以及唐君毅先來香港創辦中文大學之事,從而比較兩代走難潮,香港人跟他們有異同之處?張意識到過去的香港神話已粉碎,香港的自由的基礎在哪裡?今日法治還可相信嗎?

閱《我城存歿》,筆者的哲學見解,實在當頭捧喝。「流亡」的定義是什麼?為逃避極權政府而離開我城,這種肉體上的逃難,是不是唯一的「流亡」?張燦輝告訴我們,事實並非如此。在哲學上當我們思考到當今擁有的價值一一消失,有這種對消失的自覺,無論我們身處何方,也可以說是流亡者。

書中提及唐君毅先生一輩來香港,沒有身份認同的問題,他們轉移到香港是因為「醒覺」,「醒覺」中國文化被謀殺了。唐君毅認為中國文化最美好的東西要化作自我意識,是以「靈根自植」,縱使花果飄零,唐君毅一輩是沒有迷失的,因為他好清楚 — 他是中國人,中國文化是他們的依歸。

因此,上一輩跟我說,他們見證過1950年的廣州,每個人都排隊買東西,沒有爭先擁後的窘態。中國儒生儒相被中共徹底毁滅,文革更將長幼有序、兄友弟恭、尊師重道破壞得體無元膚。很多人覺得文革已消失,近十年我在香港感受到文革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,當極權啟動了鬥爭模式,中國人又回復「保護自己」意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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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有兩天,即將產生日本新首相,今次再不是兩雄兩遇,是一場兩男兩女大混戰。這場首相總選舉牽連着黨內派系和世代之爭,千絲萬縷的關係下,在國民沒有投票的一場選舉,最後誰可以主宰日本的命運? 未拆解這場總裁選的遊戲規則,先講日本短期內必須處理國內國外的議題。 國際上台灣已入紙申請TPP,蔡英文開腔點名要求日本支持。四位候選人河野太郎、岸田文雄、高市早苗、野田聖子在答問大會,他們均表示支持台灣進入TPP,但未有對中國進入TPP 作出任何表態。(實際上台灣在2015年已申請) 選舉中四人的發言,明顯表示日本的國際關係政策再不是反中/親美的零和搏奕,相反是在兩國中取得平衡,下任日本首相將會搬出舊有的太平洋政策,其他的事便見招拆招,相反台日關係已走到不能和稀泥的局面,台灣議題才是日本眼前不能不處理的事,日本首相是承認/不承認台灣,即將揭盎。 其他國內首要問題是經濟復興、生產鍵的問題。東亞是日本的後工廠,緬甸政局停滯不前,汽車製造商停工;其他地方如越南受疫情嚴重影響,至於中國的工廠,亦漸漸撤離中,日本製造要面臨「有單無廠做」的困局,經濟復蘇大計中貿易上會否受到外交風波攔路?在保障人權的呼聲,有聲音要求日本撤出嚴重違反人權的國家,在混亂中如何確保生產鏈不受影響?這些都是日本首相上任2022年必須有個較為具體的方案,不能在避而不談。

誰決定日本新首相?認識自民黨的「決定少數」
誰決定日本新首相?認識自民黨的「決定少數」

還有兩天,即將產生日本新首相,今次再不是兩雄兩遇,是一場兩男兩女大混戰。這場首相總選舉牽連着黨內派系和世代之爭,千絲萬縷的關係下,在國民沒有投票的一場選舉,最後誰可以主宰日本的命運?

未拆解這場總裁選的遊戲規則,先講日本短期內必須處理國內國外的議題。

國際上台灣已入紙申請TPP,蔡英文開腔點名要求日本支持。四位候選人河野太郎、岸田文雄、高市早苗、野田聖子在答問大會,他們均表示支持台灣進入TPP,但未有對中國進入TPP 作出任何表態。(實際上台灣在2015年已申請)

選舉中四人的發言,明顯表示日本的國際關係政策再不是反中/親美的零和搏奕,相反是在兩國中取得平衡,下任日本首相將會搬出舊有的太平洋政策,其他的事便見招拆招,相反台日關係已走到不能和稀泥的局面,台灣議題才是日本眼前不能不處理的事,日本首相是承認/不承認台灣,即將揭盎。

其他國內首要問題是經濟復興、生產鍵的問題。東亞是日本的後工廠,緬甸政局停滯不前,汽車製造商停工;其他地方如越南受疫情嚴重影響,至於中國的工廠,亦漸漸撤離中,日本製造要面臨「有單無廠做」的困局,經濟復蘇大計中貿易上會否受到外交風波攔路?在保障人權的呼聲,有聲音要求日本撤出嚴重違反人權的國家,在混亂中如何確保生產鏈不受影響?這些都是日本首相上任2022年必須有個較為具體的方案,不能在避而不談。

兩輪選舉定生死?保守VS開明

自民黨總裁選舉相當複雜,可以投票全是黨員。黨員分兩部分,一是國會議員383票;二是非議員的黨員383票,合計766票。如果有候選人過了半數(即384票),不能到第二輪選舉,立即當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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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開玩笑的夏天》由作者清如命題,兩年之後她已升上大學,尋覓她的理想。回頭看2019年的夏天,她說這仍是酣甜的「初戀」,就算這趟初戀如朝露,也甘心被情愛戲弄。

在序言她寫道:「如果能夠選擇,我願意回到那個定約的夏天,那年,我十九歲。這,不是玩笑。」那年夏天,長埋在心的是一種共同的記憶、歷史,你和我都不想忘記,更不想這只是一場夢。

沉澱兩年後,《開玩笑的夏天》終於付刷成書,清如還在忙着收集「新香港人」讀者的訊息,希望記下他們的思緒。在這個年代,受訪者的片刻,筆下的隻字記錄,也是大時代下的珍物。

「出書之前,我發了給《開玩笑》的受訪者,原來有受訪者已Block了我,有些會警告我不要亂寫東西。」

清如縱有洩氣的時候,她坦言感激運動之中,受訪者敞開心扉訴說他們對運動的看法,2020年立了港區國安法,清如形容就像斬了中港的橋,彼此再難有信任。

她只希望藉此書,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拉近一點,畢竟這度橋已斷,修補不易。

想跟這座城市同呼吸

清如2017年跟隨媽媽到香港生活,自少在內地讀書。她說少年時代沒有公民參與,與出生地感受不到連結。剛到埗香港,她在傘落社區的活動,出席講座,吸收公民意識,結識了很多「新香港人」,她發現原來內地青年也有獨立思考,只是在內地沒有表露出來,香港成為了他們的「相認」之地。在這些公民活動中,她聽到經歷者說雨傘運動的歷史是她最悅心的事,這事在內地動輒會被扯上「外國勢力」,在內地沒有人敢開腔談,一出聲就是一場謾罵。

不能談的歷史如天安門八九六四、香港雨傘運動,在清如17歲來那年來一次思考大衝激,她第一次感受到與一座城市「同呼吸」的感覺,「突然之間,好想跟香港一起擁有這種歷史、記憶 」。2019年六月爆發反修例運動,她在學校站在最前線,發起罷課,參與百萬遊行,在街上曾經振臂灑熱汗:香港人加油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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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關震海

記者關震海

《誌》創辧人、《旺角有大誌》主編。前明周文化數碼內容執行編輯、《蘋果日報》記者。亂世中寫作,寫寫日本、電影、時評和採訪後感。三十有六,有一種大叔的自覺。